1958年文艺"大跃进"奇葩诗词赏析

2015/4/13 16:21:00作者:佚名来源:转载查看评论0条)字号:
 

1958年,中国掀起了以“超英赶美”为目标,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的“大跃进”运动。“生产大跃进,文化紧紧跟。壁画打头阵,歌唱做先锋。”在“人人会写诗,人人会画画,人人会唱歌”的突击式群众性文艺创作运动中,与工农业生产“大跃进”一样,文艺战线也捷报频传,“卫星”频发。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文艺发展的“高潮”。

文艺“大跃进”的兴起

当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时,毛泽东在1957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中国“超英赶美”的目标。当同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中提出“在生产战线上来个大跃进”时,毛泽东颇为赞赏地说:“自从‘跃进’这个口号提出以后,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。……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,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(或者几位)科学家。”

19585月,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,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“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。在总路线精神的指引下,毛泽东又发动了“大跃进”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。至此,以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“三面红旗”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飘扬。

在八大二次会议上,当时上海的党政一把手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“大跃进”的发言,其中在讲到15年后的中国的文艺时说:到那时,新的文化艺术生活,将成为工人、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,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,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、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学艺术,每个厂矿、农村都有图书馆、画报,都有自己的李白、鲁迅和聂耳,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。人们不但可以经常看到电影,而且可以从电视里学科学、学先进经验,同先进人物会见,看到整个地球以至整个宇宙许许多多的新东西。整个文艺园地处处“百花齐放”,天天“推陈出新”。这篇讲话,后来以《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》为题,发表在《红旗》杂志创刊号上,对文化领域的“大跃进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,19588月和10月间,文化部先后在安徽、郑州召开了省、市、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,部署了文化工作的“大跃进”。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:人人能读书,人人能写会算,人人看电影,人人能唱歌,人人能绘画,人人能舞蹈,人人能表演,人人能创作。还要求文艺创作要“行行放卫星,处处放卫星,层层放卫星”。

同年9月,中宣部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,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,着重讨论了“大跃进”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。与会者表示,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,在文学、电影、戏剧、音乐、美术、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“卫星”。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要大搞群众运动。据此要求,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,一些省、市、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,开始大放“文艺卫星”。很多地方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甚至荒唐的口号和要求,诸如什么“两年就要超过鲁迅”,“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”,“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”等等。

    文艺“跃进”指标的制定

在全国各行各业都“大跃进”的背景下,文艺家也坐不住了。他们在“写中心”、“唱中心”、“画中心”的要求下,被迫制定自己的“跃进计划”,开始放“文艺卫星”。

195836,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,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问题。会议提出,要组织更多的作家深入生活,年内应争取1000个以上的作家到群众生活中去。同时要求各地作家协会和作家要制定创作规划。

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各专门小组从195833日起就分别召开关于大跃进的会议,讨论如何鼓足干劲,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献力的问题。该协会于322向各地美协分会及全国美术家提出了“凡协会会员(欢迎非会员美术家参加)都订出1958年创作跃进计划,并保证其实现;注意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,反对粗制滥造”等5项倡议,号召广大美术工作者行动起来,投身于“大跃进”运动之中。

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收集和创作“新民歌”的号召,同年426,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召开了中国文联、作协、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歌座谈会,发出了“采风大军总动员”。

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,周扬又作了《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》的报告,提出:“解放了的人民,在为多、快、好、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,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,在他们口头或文学创作上表现出来,不表现是不可能的。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如何发展,我们的国家简直说得上是一个诗国。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泯。到那时,人人是诗人,诗为人人欣赏。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。因此,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收集民歌,就非全党动手、全民动手不可了。”全国各地也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,各地报刊纷纷开辟民歌专栏。

文化部也作出了关于促进影片生产“大跃进”的决定,要求:各电影制片厂必须继续鼓舞群众对大跃进的热情,在电影工作中全面贯彻多、快、好、省的总方针,大力完成并超过各自的生产计划。为了实现电影大跃进,文化部电影局提出在摄制影片、放映发行、机械生产等方面,都要鼓足干劲大跃进,实现“奋斗三年改变面貌”的口号,并提出了具体的跃进指标。

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,制定文艺“跃进”指标。在北京,仅以美术界为例:当时参加跃进计划的39名漫画家决定当年要创作5800幅作品(包括漫画插图),绘画组54位画家计划创作6000幅作品,雕塑组的96位雕塑家计划创作大小雕塑作品1507件,版画组的30位版画家计划创作版画及其他美术作品2112幅,中国画组的39位画家所定的创作指标是5812幅,书签、扇面、贺年片还不包括在内,另外还要完成8本书稿和16万字的文章。

中央美术学院、中央工艺美院、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于7月中旬提出了“跃进一周”向党献礼的口号。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反映大跃进的壁画138幅(大者为300平方米)、版画36种,共印3次为1350张。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全体教师在两天半的时间内绘制了14幅国画形式的跃进规划纲要(草案)说明图和3幅大油画。

北京中国画院的23位画家苦战5昼夜,完成了12尺的大画5张(其中的两张山水画描绘的是40万劳动大军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场面和十三陵水库的远景)、中小幅23张。人民美术出版社苦战3天,创作出需要3个月才能完成的6张大壁画,编出脚本18本,宣传总路线的题材增加289种,宣传画的发行由1万跃到100多万。

在上海,市委书记柯庆施向上海文艺界动员说:“上海文艺队伍力量大,人才集中,新人纷纷出现,物质条件也比过去好,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大跃进呢?为什么不能百花竞放?有人想闭门造车,有人想凭旧经验来写,这是不行的。我们要下决心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,到群众中去落户,改造自己。假如不改造自己,就看不到新事物,和劳动人民就没有共同的思想感情,写出的作品就没有力量。”“要文艺界大跃进,要百花竞放,繁荣创作,就要千方百计,克服困难,一天不行,两天;两天不行,一个月;白天不行,晚上再干;一个人不行,大家来干。不但要有干劲,还要有股牛劲,坚决和困难作斗争。”

在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这番讲话的鼓舞下,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立即修改了原定的“跃进”指标。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件,现在改为3000件,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,现增加到235部。可是不久,这一指标又被突破,被更改为: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4000篇,创作歌词3000首,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12部……

不仅如此,很多著名文艺家个人也制定了“跃进”指标,提出自己在多长时间内要写多少部小说、创作多少篇诗歌、完成多少部美术作品等。例如,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《我的规划》中表示:下半年要“写一个多幕剧、两个独幕剧;每月写小品、评论一篇以上;写成《五四杂忆》初稿;重温和精读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,做学习笔记……”并“保证完成,争取超额”,“谨以上条件,向部、局、司级的同志们友谊竞赛。请大家予以督促检查。”

文艺“卫星”的升起

“放卫星”词语来自苏联第一颗人造成卫星发射成功的启示,在1958年成为流行的时髦词语,被用在所有需要发展、增加、提高、夸大等事情上。当年的811《人民日报》就以“放卫星”为题,描述了农村亩产上万斤粮食的高产“卫星”现象。在1958年文艺界所放“卫星”中,以当时开展的“新民歌运动”和“新壁画运动”最为引人注目。一时间,全国到处是“歌声遍田野,壁画满山墙”。

“新民歌运动”是在毛泽东倡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。1958322的成都会议上,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,他说:“印一些诗,净是些老古董。搞点民歌好不好?请各位同志负个责,回去搜集一点民歌。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,搞几个试点,每人发三五张纸,写写民歌。”“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,比看李白、杜甫的诗舒服些。”

在领袖倡导、全民动员的情况下,“新民歌运动”迅速在全国掀起,开展得如火如荼。“跃进歌声飞满天,歌成海洋诗成山。太白斗酒诗百篇,农民只需半袋烟。”“大跃进”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,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。

很多民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如:《我来了》:“天上没有玉皇,地上没有龙王,我就是玉皇!我就是龙王!喝令三山五岳开道,我来了!”《龙王辞职》:“自古水往低处流,谁见河水翻山头;人民智高力量大,指挥江河有自由。”“龙王一见愁上愁,告老还乡去退休;调动一切积极性,还是把他社里留。”《月宫装上电话机》诗:“月宫装上电话机,嫦娥悄声问织女:‘听说人间大跃进,你可有心下凡去?’织女含笑把话提:‘我和牛郎早商议,我进纱厂当女工,他去学开拖拉机。’”《惊动天上太白星》诗:“一阵锄声卷入云,惊动天上太白星,拨开云头往下看,呵!梯田修上了南天门。”《社员堆稻上了天》诗:“稻堆堆得圆又圆,社员堆稻上了天。撕片白云擦擦汗,凑上太阳吸袋烟。”《铺天盖地不透风》诗:“玉米稻子密又浓,铺天盖地不透风。就是卫星掉下来,也要弹回半空中。”

一位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绘了“大跃进”时期的“盛景”:“到处成了诗海,中国成了诗的国家。”“几乎每一个县,从县委书记到群众,全都动手写诗;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。到处赛诗,以至于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。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、诗选和诗歌刊物,不可数计。诗写在街头上,刻在石碑上,贴在车间、工地和高炉上。诗传单在全国飞舞。”

1958年“新壁画运动”中,山西平顺县有一首新民歌是这样赞美新壁画的:“社会主义新壁画,新农村里把根扎。农民热爱新壁画,村村都把壁画画。跃进车,跃进马,处处都是跃进画。新壁画,会说话,教育人心向灯塔。农民思想得鼓舞,生产劲头比天大。实现建设总路线,人人心里笑开花。”

在“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”上,河北省昌黎县后钱庄中心俱乐部主任高学谦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。据介绍:他们在“生产大跃进,文化紧紧跟,壁画打头阵,歌唱做先锋”的口号下,仅用了3天工夫,就创作了164幅壁画,出现了“墙壁粉刷白,诗画满墙山,户户六面光,村村大改观”的局面。中共昌黎县委宣传部长黄德玉在发言中说:“该县壁画创作的大跃进在318开始,7天突击,3天扫尾,到330共计12天的时间,就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壁画县,共画出壁画6千多幅,把农村换上了美丽的装束。”

《美术》杂志1958年第9期发表了题为《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》的长篇通讯,并加了编者按,报道了江苏邳县的群众美术活动的情况。文章说:“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,目前,农民绘画在我县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,农村中千军万马的美术队伍,日夜苦战,八一前统计:全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,6000多个美术骨干,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,宣传张贴画15000幅,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,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,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。83县委在官湖召开了现场会议,又来了一个大跃进,至815,全县农村美术骨干发展到15000人,完成壁画105000幅,宣传张贴画78000幅,达到50%的村社户户有壁画1-5幅。”“编者按”称赞道:“邳县的农民壁画运动是群众美术活动中的一颗‘卫星’。”“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作用在美术工作中的具体体现,是我国革命美术事业向共产主义跃进的一个新形势,它的重大意义在我国美术史上是划时代的。”

偃旗息鼓

不可否认,1958年的文艺“大跃进”运动对于普及文艺知识、使人民群众零距离地触摸和感受文艺,活跃和发展农村的文化活动,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,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。但是,在当时带着严重的“浮夸风”色彩的“大跃进”运动的背景下,这种一哄而上的突击式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式、行政命令式的发展文艺的方法,是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。首先,从艺术价值上看,文艺“大跃进”所产生的文艺作品,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公式化、概念化、标语口号式的作品,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,反而阻碍了艺术的多样化发展。其次,“大跃进”时期文艺表面的繁荣,并不代表文艺的真正进步和发展,只能导致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的浪费。同时,在客观上对当时的“浮夸风”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正是由于文艺“大跃进”运动存在着诸多问题,作为文艺家、诗人的毛泽东也感受到了。19593月,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: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。不能每人都写,要有诗意,才能写诗,“叫每个人都要写诗,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,那怎么行?这违反辩证法……放体育卫星、诗歌卫星,通通取消。”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,再加上农业高产“卫星”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和随后到来的全国严重的粮食饥荒,群众的文艺创作热情的锐减,文艺“大跃进”逐渐偃旗息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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