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统文化与四大名著论纲(上)

2014/10/24 14:59:00作者:欧阳健来源:转载查看评论0条)字号:

 

    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法、待人接物的态度,为什么和外国人不一样?很大程度上,也是受到四大名著的影响。耐人寻味的是,四大名著并不是各自孤立的,它和传统文化密切相连,而且它们恰好各自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。

    如今中国受西化影响是愈演愈烈,于是很多中国人感觉自我的严重迷失,回头看自己的文化,反问自我,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还有值得我们深思和汲取的呢? 那么, 什么是传统文化?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,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:以先秦诸子为源头的哲学,以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为源头的文学,以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为源头的史学。这三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代表。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,古代典籍汗牛充栋,且又是用古文写成(“古文”有两层涵义:一是以文言写成,“五四”以后采用白话文,文言文就不学了,导致看不懂“古文”。二是采用繁体字,后来推行简化字,导致不认识繁体字)。这就使得很多青年人、尤其不是文科专业的青年人,很难把握,很难精通。在这种情势下,读一读四大名著——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,也许是不得已的弥补之法。

    四大名著是经得住考验的。2010年4月第七次全国阅读调查,结果显示,在我国国民最喜爱的图书中,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和《西游记》居前四位。四大名著不单好,且是常研常新、常读常新的。因为它们的丰富性、多义性,及由此引发人们进行思辨的潜在能量,是难以穷尽的。我们常讲“中国特色”,什么是“中国特色”?除了其他方面,中国历史上产生过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,它们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,至今还对广大群众发挥陶冶功能。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法、待人接物的态度,为什么和外国人不一样?很大程度上,也是受到四大名著的影响。耐人寻味的是,四大名著并不是各自孤立的,它和传统文化密切相连,而且它们恰好各自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:《三国演义》讲的是国家,《水浒传》讲的是社会,《西游记》讲的是自然,《红楼梦》讲的是家庭——国家、社会、自然、家庭这四个方面,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,而四大名著又分别揭示了这四个方面,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相辅相成的整体。

    这里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四部作品,试图揭示、阐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。

    一、“天下者,非一人之天下,乃天下人之天下也”

    这是《三国演义》最精髓的一句话,是《三国演义》的灵魂与核心。我们知道,《三国演义》写的是东汉末年之事。当时天下大乱,英雄辈出,龙争虎斗。时代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:天下(国家)是谁的?谁应作国家的主人?这也是《三国演义》所提出的尖锐的问题。

    从正统讲,汉献帝是“天子”(“天子”这个词是中国人发明的,意即天之子。天是最公平、最正直、最大公无私的。皇帝受命于天,作为天的儿子,代天牧民。),但当时的天下已经不是他的了;董卓、袁绍、吕布、曹操、孙权、刘备等等,都想战胜对手,成为天下的主宰。伴随着这种形势,孔明、张松、华歆等人,在不同场合说出“天下者,非一人之天下,乃天下人之天下也”的话。这三人的政治身份、态度不尽相同,却都说出同样的见解。这种见解是从《孟子》所说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衍化来的,符合传统文化的本义。“尧舜”是圣贤,也是天子,人皆可以称王称帝,便成了举世认同的思想。《三国演义》这种思想是很了不得的,它和陈胜吴广所说“帝王将相宁有种乎”一样,具有浓厚的民主色彩。

    《三国演义》的本意,不在倡导人人都去争天下,而是宣扬“当今之世,非但君择臣,臣亦择君”的观念,用现代的话说,就是“双向选择”,有句话很有名,就是“良禽相木而栖,贤臣择主而事”,亦即臣子选择君主的权利。这种观念是《三国演义》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突破。

    “贤臣择主而事”的典型是赵云。他原来是袁绍的部下,在“奔走四方,寻主事之”的过程中,虽一郡之人皆愿倾心归附势大力强的袁绍,以为投奔他会有好的前途,而赵云却独回心投奔穷途的公孙瓒,说:“方今天下滔滔,民有倒悬之危,云愿从仁义之主,以安天下。”这是他的第一个选择。后来发觉公孙瓒亦为袁绍等辈,他又毅然弃之投奔了刘备。赵云选择的标准,就是所奉对象是否为明主,是否仁义,能否寄托自己的理想,实践自己的抱负。

    再如诸葛亮,是个很有韬略的人。但晋初士大夫“多讥亮托身非所”,甚至说若“委质魏氏,展其器能,诚非陈长文(陈群)、司马仲达(司马懿)所能颉颃”。以诸葛亮之才略,若追求个人功业,委质魏氏,投靠东吴,皆可展其器能;然他方以管仲、乐毅自命,以兴微继绝为己任,在刘备极为困顿的时候,看中他是寄托理想的明主,毅然决然地担当起辅佐的重任。直到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

    反面的典型是田丰。他本是袁绍的谋士,尽心竭力,却为袁绍所忌,终至杀害,临死时讲:“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,不识其主而事之者,是无智也;不识嫌疑而进之者,是不明也。”《三国演义》又引用孙盛的话说:“诸侯之臣,义有去就。……诗云:‘逝将去汝,适彼乐土’,言去乱邦,就有道也”。这种“背暗投明”的思想,同正统的“愚忠”相比,无疑是一个大的飞跃。

    《三国演义》最推崇刘备,肯定刘备是“有道之君”,是值得为之效忠的“明主”。有道无道,以什么为标准?以对人民大众的态度为标准。刘备固然算个七弯八拐的“皇叔”,但他不是靠皇叔取胜的。他是“贩履织席为业”,早已降落到底层的手工业者,他靠对民众的关切来赢得民众的信赖。“诸葛亮舌战群儒”,陆公纪曾以“汝刘豫州虽中山靖王苗裔,无可稽考,眼见只是织席贩履之庸夫”相讥,诸葛亮坦然答道:“昔汉高祖皇帝,起身乃泗上亭长,宽宏大度,重用文武而开大汉洪基四百馀季。至于吾主,纵非刘氏宗亲,仁慈忠孝,天下共知,胜如曹操万倍,岂以织席贩履为辱乎?汝小儿之见,不足共高士言之”。刘备樊城之败,十几万民众要跟他走,行动迟缓,跑了二十多天,被曹操一日一夜赶上了,连诸葛亮都要他放弃民众,而刘备不肯为之。有个叫习凿齿的历史学家,说:“刘玄德虽颠沛艰险而信誉愈明,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。追景升之顾,则情感三军;恋赴义之士,则甘与同败。观其所以结物情者,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!其终济大业,不亦宜乎!”所以,刘备是可成大事之人。

    区别“明主”与“暗主”的分水岭,是“义”与“不义”。如董卓,去打黄巾,又怕死,将社赛村民,“引军围住,尽皆杀之,掠其妇女财物,……悬头千馀颗于车下,连轸还都,先报董太尉杀贼,大胜而回。”在董卓无数不义行为中,害民比起篡国来,更为大不义。

    吕布生得器宇轩昂,一表非凡,武艺超群,力敌万人,“人中吕布,马中赤兔”。凭借天赋的优势,加上有心怀忠义、识见高超的陈宫辅佐,未尝不能一展宏图。然而,吕布却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反复小人。他作为丁原的义儿,支持过他反对董卓,当董卓送上名马金珠后,便翻手之间杀了丁原,转眼又拜董卓为义父了。后来中了王允的连环计,又把董卓杀了。这种毫无气节、纯粹为一己私利驱使,被张飞骂为“三姓家奴”。吕布的不义,品德恶劣,终于使他陷于众叛亲离,殒命白门楼,受到千古读者的唾弃,是十分自然的。

    总之,《三国演义》的要义,可归结为对国家的态度。国家是天下人的国家,不属任何具体个人。谁能主宰国家,关键在于对民众的态度如何。关心民众、以仁为本的,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,进而得到天下。反之,则不行。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给我们的启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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